有一次我和妻子吵架，那時我萬念俱灰，自己一個人跑出門在深夜的台北街頭躁鬱疾走。我穿過那條白日時擠滿日本觀光客的美食小街，夜裡它的柏油路面卻被商家潑出的洗鍋水弄得又甜又腥又臭。我坐在一個渾身衣物像用拖把布條拼綴起來的流浪漢旁吸菸，突然想起這些年來，我那些一個接著一個自殺的創作同輩。 「是不是該輪到我了？」 那時在心裡賭咒，在這半夜兩點，如果有人打手機給我，那我就再抽根菸便回家睡覺。如果沒有，表示這世界並無我這人存在的必要，我就去上吊在前頭巷口的那棵榕樹上。這時手機鈴聲響了——卻出現了一個非常滑稽的畫面——我和身旁的那個達摩流浪漢，同一瞬間皆跳起來往自己的懷裡掏手機——結果竟然是他的電話，他拿出一隻摩托羅拉ＸＸ型的，煞有其事地掀開手機蓋，接聽了電話。（原來我的鈴聲和他一樣啊。） 他壓低了聲音（流浪漢還有不可告人的祕密？）說：「⋯⋯⋯⋯」 你救了我。我心裡想。或許像那些古老的傳說，不肖的後人受到父親生前所積陰德的庇蔭，這或是某個與父親有交情的土地神，在關鍵時刻斷了我的妄念。曾幾何時，我變成這座城市晾蓋在它櫥窗檐角一整列無人會順手牽羊的玻璃風鈴？我會在街道的光塵中看著那些刻意讓自己長期處於飢餓狀態的美麗女孩，她們短裙下如牝鹿般細長的瘦腿，但我卻會注意到她們手中提的ＬＶ皮包，回頭像鑑賞家般對妻子說：「仿的。超Ａ。」孩子們和他們的同學競相收集便利超商滿七十七元贈送的不同皮卡丘花色或英文單字磁鐵，我會一次買兩條菸，讓他們像火商之子，一次撈了滿把的戰利品。我的一位年輕時的哥們（他是個絕頂聰明的傢伙），做生意不可思議地順利，某一個場合被一位長輩要求（是的，不是邀請）參加一個既像祕密聚會又像「哥老會」的團體，經過了嚴格的資料審查（包括財力證明、身家調查，有沒有前科或跳票紀錄）以及每位會員的口試答詢（他們共十八個人，全是五十歲以上的歐吉桑生意人），終於「邀請」他加入他們的團體。 「參加之後到底要做什麼？」我問他。 「沒什麼，就是每個星期天早晨，每位會員一定要穿著正式，到圓山飯店吃早餐，吃早餐之前，大家還要站在餐桌前唱國歌和會歌噢。」 那個夜裡，我抽著菸（我打了一根給身旁那位假裝成流浪漢的土地公），想著這一切。所有人害怕變成流浪漢。害怕一失足掉入那個被這城市驅逐，不允許有他的群體的飄泊與孤獨。 ——駱以軍《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流浪漢》 很多時候我覺得自己很需要那麼一通電話。但那些差不多都是一種多餘而奢侈的妄念。 人活著，總是不斷地想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並不是要證明給誰看，而是證明給自己知道。不斷透過他人對自己的肯定和需要尋求自我存在之意義。當那些肯定那些需要都無有之時，對於自我存在之價值還剩下多少？然而，我終究是撐了過來。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還能夠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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